挫败“四人帮”的阴谋
1975年春夏，我跟随粟裕去华东调查研究，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调研。当时“四人帮”妄图插手军队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、邓小平委派粟裕赴华东地区实地观察了解“四人帮”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，相机给一些老同志打打招呼。我们从4月至6月先后到了安徽、江苏、上海，考察了部队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。
在安徽合肥时，正值省委召开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会。粟裕便请来这些领导同志开了个座谈会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反映和意见。当时“四人帮”利用周恩来总理生病的机会搞了一个“民兵指挥部”，与人民武装部争夺对民兵的指挥权，阴谋搞第二武装。在座谈会上，有人问对“民兵指挥部”应如何对待。粟裕回答说：“50年代我当总长时，亲耳听到毛主席说：‘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，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。’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，又搞民兵指挥部，值得研究。”他这样一说，立即使与会的干部领悟到了“四人帮”搞“民兵指挥部”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中央军委对“四人帮”篡夺军权的阴谋，有高度警惕。于是，与会干部心中有了底。
粟裕的这些话，在苏北一些场合也说过，同样起到了“打招呼”的作用。同时，他还向一些老同志个别交代，要他们对“四人帮”提高警惕。在那个年代，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到处都有，向“四人帮”卖身投靠的人也有的是。我为粟裕的这些言行捏了一把汗。幸亏他当时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，“四人帮”一时还奈何不了他。
事实上，粟裕和“四人帮”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已经不只这一次了。早在1975年年初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，粟裕就当面给了江青一次难堪。那次会上，粟裕是解放军代表团团长。会议刚开始不久，江青就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解放军代表团打电话：“江青同志要见见解放军代表团。”代表团工作人员给粟裕报告后，粟裕未予理会。江青不甘心，便自己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，粟裕只好虚以应付。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，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。谈话间，一位副团长慑于江青的“威势”，当着江青的面几次提醒粟裕说：“粟裕同志，咱们召集全体代表，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！”粟裕顾左右而言他，佯装没有听见未加理睬。江青见状，气愤而去。对此，粟裕后来说：“我已作了江青一伙可能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思想准备。”他说得那样平静。但他的那种不惧淫威的举动，却让我十分感动和深受教育。
到达上海后，我们顿时感觉到了空气的紧张。因为这里当时是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基地。为了粟裕的安全，我加强了对他的警卫，并提醒随行工作人员，说话、行动都要注意，不要私自外出，发现情况及时报告。在这里，如果我和粟裕谈一点重要的事情，都要到卫生间去，并打开自来水龙头增加点噪音，以免被窃听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粟裕还会见了一些老同志，其中包括“文革”中被整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市委原书记陈丕显等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粟裕会见陈丕显时，不让他来而是自己去，且不坐车步行前往。停留一周多后，我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。
到京后，粟裕首先去拜访了叶剑英副主席。这次拜访是我陪同他去的。到了叶剑英住地后，我送他进了叶剑英的办公室便退出来，到了叶剑英的秘书办公室。将近1个小时后，我听见叶剑英、粟裕两人从走廊上传来的说话声，便走出办公室。他俩正向我这边走来。见到我后，粟裕向叶剑英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秘书朱楹同志。”叶剑英“啊”了一声，问我是哪里人？我回答说是山西人，叶剑英说：“你们很辛苦！”我说：“首长们更辛苦！”这时，粟裕说：“叶帅你别送了。”叶剑英说：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将军了，怎么能不送呢！”粟裕说：“我只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，起了个联络员的作用。”叶剑英说：“那就不简单了。”他们的对话是那样的相互尊重，使我深受教育。
不久，粟裕向叶剑英、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当面汇报了外出调查研究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根据我调查了解的情况，‘四人帮’虽然力图插手部队，但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，他们的手插不进去。”叶剑英、邓小平听了连声说：“这就很好，这就很好！”粟裕又说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“四人帮”很紧，还有一些人政治上糊涂，以为“四人帮”代表正确路线。个别领导热衷拉山头、搞派性，压一派、亲一派，不自觉地成了“四人帮”的间接同盟军。粟裕谈的这些情况和观点，在不久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、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，都得到了反映，并在后来进行的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中，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。